■2006年我到山西采访，在孝义县城一下车就喉头一紧。同事老郝说：“哎，像是小时候在教室里生煤炉子被呛的那一下。”
是，都是硫化氢。
天像个烧了很长时间的锅一样盖在城市上空。一眼望去，不是灰，也不是黑，是焦黄色。去了农村，村口一间小学，一群小孩子，正在剪小星星往窗户上贴。有个圆脸大眼的小姑娘，不怕生人，搬个小板凳坐我对面，不说话先笑。
我问她：“你见过星星吗?”
她说：“没有。”
“见过白云吗?”
“没有。”
“蓝天呢?”
她想了好久，说：“见过一点点儿蓝的。”
“空气是什么味道?”
“臭的。”她用手扇扇鼻子。
六岁的王惠琴闻到的是焦油的气味，不过更危险的是她闻不到的无味气体，那是一种叫苯并芘的强致癌物，超标九倍。离她的教室五十米的山坡上，是一个年产六十万吨的焦化厂，对面一百米的地方是两个化工厂，她从教室走回家的路上还要经过一个洗煤厂。不过，即使这么近，也看不清这些巨大的厂房，因为这里的能见度不到十米。
村里各条路上全是煤渣，路边庄稼地都被焦油染硬了，寸草不生。在只有焦黑的世界上，她的红棉袄是唯一的亮色。
■王惠琴的村子比我家的还早，赭红色的土城门还在，写着“康熙年间”建造，老房子基本都在，青色砖雕繁复美丽，只不过很多都塌落地上，尽化为土。
村子的土地都卖给了工厂，男人们不是在厂里干活，就是跑焦车。王惠琴妈妈抱着一岁多的小弟弟坐在炕上，小孩子脸上都是污迹。她不好意思地拿布擦炕沿让我们坐：“呀，擦不过来，风一吹，灰都进来，跟下雨一样。”小孩子一点点大，我们说话的时候他常咳嗽。他妈搂紧他，说没办法，只能把窗关紧。
往外看，只能看到焦化厂火苗赤红，风一刮，忽忽流窜，村里人把这个叫“天灯”，这个村子被五盏天灯围着。按规定所有的工厂都得离村子一千米外，但厂子搬不了，离村近就是离路和电近——煤焦的比重占到这城市GDP的百分之七十——它要冲“全国百强县”，领导正在被提拔的关口上。
只能村民搬，“但是搬哪儿去呢?”这妈妈问我。这个县城光焦化项目就四十七个，其中违规建设的有三十八个，符合环境标准的，没有。村里有个年轻人说：“不知道，只想能搬得远一点，不闻这呛死人的味儿就行。”
有个披黑大衣的人从边上过来，当着镜头对着他说：“说话小心点，工厂可给你钱了。”年轻人说：“那点钱能管什么?你病了谁给你治?”吵起来了。
焦化厂的老总原本也是村民，二十年前开始炼焦。有几十万吨生产能力的厂，没有环保设施。
他对着镜头满腹委屈：“光说我环保不行，怎么不说我慈善啊?这个村子里的老人，我每年白给他们六百块钱，过年还要送米送面。”他冷笑：“当儿子都没有我这么孝顺。”
“有人跟你提污染吗?”
他一指背后各种跟领导的合影：“没有，我这披红挂绿，还游街呢。”
掌管集团事务的大儿子站最中间，戴着大红花，被评为省里的优秀企业家。
晚上老头儿跟市领导吃饭。
“说实话，都吵环保，谁真敢把经济停下来?”书记推心置腹的口气。
“你的小孩送出去了吧，在太原?”老头儿悠悠地说。
书记像没听见一样：“哪个国家不是先发展再治理?”
老头儿说：“这么下去治理不了。”
“有钱就能治理。”
“要不要打个赌?”老头儿提了一下一直没动的酒杯。
没人举杯。
摘自《看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