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9月，刚来到武警医院的袁毅鹏，披头散发，像个被废了武功的大侠，要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才能走动，不愿跟任何人哪怕是他的家人说话。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袁毅鹏终于走出了第一步，愿意与他人交流了。我问袁毅鹏：“为什么不希望别人再叫你反抑郁歧视斗士?”他的脸上露出略微痛苦的表情，甚至还用手抹了抹眼泪：“我想过正常人的生活，这些年太苦了。”
袁毅鹏说，抑郁症和自己的“反抑郁症歧视斗士”头衔让他经历了太多的磨难和痛苦。从2006年开始，他先后经历大学毕业进入跨国公司、患抑郁症、失业、自杀、被救、打官司、网络红人、名人追踪等一系列事件，所患的抑郁症一次比一次严重，他不止一次尝试过自杀，但都没有成功。从跨国公司的研发工程师到流落街头的乞丐，可以说是从希望的山巅一下子跌入失望的谷底。今年9月，正值他贫困交加时，一直照顾他的父亲突然中风，母亲又一身病痛，更是让他觉得“生不如死”，他在博客中给自己起了个这样的名字：“孤独得想把自己咬烂了”。
值得庆幸的是，经过近两个月的治疗，这位颓废的“大侠”现今已逐渐流露出开放的心态——就在前不久，他终于同意把自己的一头长发剪掉。医院心理科主任何日辉说，这可不是一件小事，这是抑郁症患者愿意敞开心扉的标志。而袁毅鹏说，自己之所以心态趋好，是因为现在的治疗跟以前很不一样：“以前每一次入院都像是进了集中营，医院是把我当精神病看的，总是限止我的活动。这里患者还可以上网、用跑步机跑步，免费的。我一直以为医院、医生都是冷冰冰的，这里完全不一样。”
袁毅鹏不希望再被冠以“反抑郁歧视斗士”的称号，还因为他的心里还一直燃烧着以正常人的身份回归社会、回归工作的“小火苗”——“抑郁症一旦脱离群体就要完蛋，可我已经脱离六七年了。”袁毅鹏说，他非常希望自己以后仍然能够做电子研发的工作，但又不敢奢望有企业会接纳他，“但如果有企业要我，我应该会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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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武警医院心理科主任何日辉：很多人都认为抑郁症，尤其严重的抑郁症治不好，其实这种观念是非常错误的。应该说，抑郁症不是不能治好，而是要看是否接受规范系统的综合性治疗，其中主治医生的治疗理念、思维方式和治疗方式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许多人包括一些医护人员，把精神病与精神疾病划等号，甚至把抑郁症患者像对待精神分裂症患者一样，试图通过单纯的药物治疗控制患者病情，结果很多患者的病情迁延，越来越严重。事实上，抑郁症通过单纯的药物治疗临床痊愈率大约只有30%多，治疗抑郁症需要从原有的单纯生物医疗模式转为生物—心理—社会综合性医疗模式，也就是说要将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家庭治疗、运动治疗、工娱治疗和社会支持等有机结合在一起。
目前全国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太少，懂心理学的精神科医生更少，有丰富心理治疗临床经验的精神科医生更是凤毛麟角，而传统精神科医生往往只会开药，绝大多数抑郁症患者接受不到真正系统的综合性治疗，这确实是目前抑郁症治疗的一个大问题。袁毅鹏在上海就医时，为他进行诊治的精神科大夫的处理从精神科现状的角度来看，可能并无过错，但他们没有为其进行心理治疗和家庭治疗，而且在治疗的过程中对他使用捆绑、电休克等医疗手段时，可能没有顾及到袁毅鹏的感受，这令袁毅鹏无法接受，甚至对精神科大夫和精神病院产生极度的恐惧感，患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导致病情更加严重。另外，在这个过程中，袁毅鹏也逐渐对社会产生了排斥心理：“当你面对别人的冷眼与不公平对待时，真的很沮丧，坦白地说，我只是个病人，和其他病人没什么区别，但绝不是精神病。”事实上，大部分抑郁症患者拥有自知力，并且思维内容基本正常，与精神分裂症患者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现在，我们对袁毅鹏进行的是综合性系统治疗，还为其提供上网、自由活动等宽松的治疗环境，让他能够自发、自愿地与人交流、敞开心扉，同时帮他的父母正确认识抑郁症，还为他建立微信群，为其康复提供良好的家庭、社会氛围。
最后，也请大家，尤其是用人单位不要歧视抑郁症患者，抑郁症患者真正完全康复后的承受压力的能力比我们一般人还强，也会更珍惜工作的机会。现在的社会压力很大，从理论上来讲，这一生人人都可能患上抑郁症，关心抑郁症患者，其实就是关心我们自己和亲朋好友的将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