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不只是一根看起来仅有小拇指粗、一米长的管子。它在一个人生命的最后时刻，有与“老天”讨价还价的能力。
　　植物人特丽依靠喂食管，已经存活了13年。关于要不要拔掉管子的争论，几乎震动了整个美国，起初，当地法院批准了特丽丈夫提出的申请，喂食管首次被拔去。两天后，另一法院作出相反判决，喂食管再次插上，无数人举着标语牌：“给特丽食物”，甚至布什总统也介入“抢特丽”事件中来。
　　不过最后，医生们按照法律判决，镇定地拔掉了特丽赖以维生的喂食管。被拔掉13天后，特丽真的被“饿死”了。
　　这场关于生命伦理的争议至今都被称作经典案例。
　　管子拔与不拔就像猜谜语 罗点点是开国大将罗瑞卿的女儿，曾经从医多年，2006年，罗点点和她的朋友成立了“选择与尊严网站”，提倡“尊严死”，希望人们在意识清醒时在网上签署“生前预嘱”。如今，网站累计有87万人次的流量。她和朋友们谈起人生最后的路，一致认为，死得要漂亮点儿，不希望在ICU病房，身边没有一个亲人、赤条条的，插满管子， “工业化”地死去。
　　当时，罗点点的婆婆因为糖尿病住院，翻身的时候突然被一口痰堵住，心跳呼吸骤停，医生第一时间用上了呼吸机，虽然心脏还在跳动，可是没有自主呼吸，而且完全丧失了神志。还要不要使用生命支持系统维持老人的生命，成了困扰整个大家庭的难题。
　　最后罗点点和家人一起作出了停用呼吸机的决定。在整理老人遗物的时候，家人发现了老人夹在日记本里的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她对在自己生命尽头时不进行过度抢救的要求。但身为医生的罗点点仍然感到后怕。如果没有这张纸条，或者纸条写着另外的意思，那怎么办?有什么办法能让这件事不像猜谜语，不再让逝者生者两不安?
　　放弃与抢救到底听谁的 中国抗癌协会副秘书长、北京军区总医院原肿瘤科主任、从医40年的刘端祺经手了至少2000例死亡。他认为罗点点她们做的事儿，太重要了。刘端祺说，整个医院，他最不愿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尽管那里展示着最先进的设备。在那里，他分不清“那是人，还是实验动物”。对那种“生命不息，化疗不止”的观点，刘端祺一直持反对态度，可这种态度常常得不到许多同行的理解。
　　有时候，刘端祺会直接对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说：“买张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结果病人家属投诉他。病人卖了房来住院了，没多久，这张病床就换上了新床单，人离世了。越来越多的医生发现，现实生活中，无论多么高龄死亡都是“因病抢救无效”，这不是一句讣闻中的套话，而是一种社会意识。再也没有寿终正寝，唯有高技术抗争。
　　也有医生对罗点点说，你们的理念挺好的，可在中国很难推下去。很多时候，不是医生而是中国人“孝道的传统观念”这把最有力的手，把各种管子插入了病人的身体。
　　有的医生一边看着胸透片子，一边对病人家属说：癌症晚期了，治疗的意义不大，但你们还是表表孝心，住院化疗吧!还有的临终病人本人都不愿做最后抢救，但子女担心亲戚朋友甚至邻居说，因为自己不让医生治，把老父亲给“弄死了”，硬把老人塞进了ICU的一堆机器中，眼巴巴地隔着玻璃流眼泪。
　　除了孝，有的还有利益。比如，有的家属就是不拔管子，病人一直躺了4年多，为什么不放弃，因为费用不需他支出，他活着一天就从单位领一天工资。还有个病人的儿子跟大夫说，你再给我父亲延长一天，我给你1000块钱。这天是31号。明白什么意思了吧?!因为“下月的工资就有了”。
　　实际操作中，“要不要抢救”到底听谁的?老人不想抢救，子女要抢救，医生接受哪个?老大签字不抢救，老二来了要告医生，你凭什么不抢救我爸啊!现在医生出于自我保护，尊重家属的意愿远远胜过尊重病人的意愿。
　　决定拔管子了，过去谈清楚了家属同意撤，是由医护人员拔。现在决定撤时，就告诉家属怎么操作，他们自己动手解决。
　　生存与死亡让自己做主 罗点点团队里的席修明是北京复兴医院的院长，这个从34岁就开始担任医院ICU主任的专家，23年后，却说他害怕ICU里那种只有机器响的环境。ICU的发展，在胜利中却迷失了方向。
　　他常提醒ICU中的工作人员，一个微笑胜过一片安定。他要求同事多给机器旁的老人梳头、擦身体，抚摸他们，哪怕病人已经没有了意识。应该走出技术万能的魔咒，因为机器意志永远无法取代人性的甘泉。他早想好，如果自己快死了，坚决不住ICU，不会浪费别人的时间，不会过度抢救，赶着谁来看我，就是谁。走了骨灰放在树下，当肥料。“我一生很充实，我给自己打80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罗点点竖起大拇指，说自己同样很敬佩那些插着七八根管子，选择与死神顽强抗争的人，是“好样的!”而生前预嘱就是强调死亡的权利由本人做主，怎样选择没有对错，只要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