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背景：11月17日，由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中国健康教育中心等主办的第七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在京召开，众位专家围绕“慢病防治”这一主题热烈讨论。大会颁发了“2012中国健康传播好作品奖”和“2012中国健康传播优秀论文奖”。健康时报记者吴润果、特约记者施琳玲分别获得“中国健康传播好作品奖”一等奖和“中国健康传播优秀论文奖”。
　　报纸、电视、广播、网站、微博……在媒体种类空前繁盛的今日，健康传播已打破过去“专家——媒体——公众”的传统模式，一方面是信息数量极速增长，另一方面，传播的方式也更加多样、直接。然而，在信息爆炸的背后，却暗藏隐忧。
科学与伪科学的斗争
　　“过去江湖游医的信息主要出现在电线杆子或厕所墙上，而现在这些‘游医’们通过包装，纷纷走上大众媒体，讲述错误的‘健康知识’，造成的危害比以往大得多。”在第七届中国健康传播大会上，北京阜外心血管病医院心血管外科副主任医师孙宏涛说。
对这个观点表示赞同的，还有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作为一名资深的专业媒体人，袁钟认为，在中国，科学是一门外来文化，传统思维对科学的一些表述方法是排斥的。
袁钟说：“有限是科学的特点，所以科学的表述都是有前提、有条件的。但每当专家说这些话的时候，公众就不爱听;而‘江湖游医’们说的话总是绝对的，一用就灵的，与传统文化非常接轨，公众愿意接受，媒体乐于传播，这就给了伪科学生存的土壤。”
用孙宏涛的话来说，坚持科学的健康传播，就是瞄准“游医”们的狙击枪。不过，他也坦言，现在做健康科普的环境并不太好：医学大专家都太忙，愿意抽时间出来做科普的不多;现在业余做科普的一般以中青年医生为主，话语权和影响力都有限;再加上中国病人总爱心存幻想，科学在伪科学面前，还没有取得胜利。
中国人爱听什么
　　从最近医疗界发生的一系列医患冲突、杀医案件来看，孙宏涛的忧虑是有道理的。这些事件的事后调查结果无不显示，公众在医学知识匮乏的条件下，常常会表现出“难以接受医生给出的意见”，进而爆发冲突。
“科学都是用数据说话，但数字是冷冰冰的，没有感情的。中国人爱用故事说话，因为故事是有感情的。所以，太科学的表述到了患者那里就不愿听了。”袁钟说。
中国人对死亡的刻意回避，更令袁钟对中国医生的生存状况感到同情。他认为：“中国人不信升天，不信轮回，只信长生不老，没有死亡准备。所以当死亡突然来临时，各种矛盾就会集中爆发，这让医务人员很痛苦。”
然而，所有这些都源于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想改变这种思维模式非常困难。因此，健康传播在确保科学性的同时，也需要入乡随俗。
“比如，我们家大于天，面对血缘亲情甚至愿意自我牺牲。我吸了30多年的烟，但最近戒了，因为我女儿怀孕了，我怕外孙受影响。我们做健康传播时，也应考虑这些因素，可能比直接提及本人更有效。”袁钟说。
另外，袁钟认为，面向大众的科普应该是统一的。如果同一个问题，在几个主要业内专家之间都有不同意见，媒体不宜传播出去。
哪些平台可以传播
　　12320是卫生部2005年启用的中国公共卫生公益热线，是向公众传播卫生政策信息和健康防病知识的一个窗口。在本次会议上，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博士后博丽雅建议多增加音频和视频内容，发掘特色，进一步扩大传播覆盖面，而遇到错误信息要迅速更正，防止不实消息扩散。
孙宏涛也介绍了几点做科普的心得。“每一次查房、出诊，每一个患者的提问，都是做科普的最好时机;工作以外，抽时间写写文章，尤其是利用新闻热点事件做科普，也能达到较好的效果。如《牛奶血为哪般》的博文，就被《健康时报》修改后于10月18日刊发，新浪“@健康时报”“@人民日报”发了微博，转发量极大，健康信息得以广泛传播。
谈到微博、微信等新媒体工具，孙宏涛认为，这也是医生开展健康传播的良好媒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