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惑：内科专家说这个病最适合内科治疗，外科专家又说这个病适合外科手术，介入专家也信誓旦旦：介入是最好的方法。他们到底是在治病还是在给自己拉业务呢?

　　隐瞒：每次检查的结果，冯博都要扫描、粘贴、复印，制作出一整套各项指标好转的假单据，拿给父亲看。医护人员也一起精心地演戏，常说，老爷子气色比上次来好多了。这句话能让老父亲高兴一天。

　　希望：6月初，杨永平接到一封信，是一位82岁、经他治疗确诊已经四年的肝癌患者给他亲笔写来的信，他忍不住在科室会上给大家念了一遍，回到办公室，又拿出来一个人读了一遍。

　　专家简介

　　杨永平，解放军第302医院肝脏肿瘤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任医师。任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肝炎基金会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北京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中西医结合肝病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北京抗癌学会理事。

　　擅长治疗：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尤其擅长原发性肝癌的系统优化综合治疗及门脉高压症的诊治

　　出诊时间：周一上午、周四下午

　　对绝症患者来说，这是一段一眼能看到结局的路程——家里花了钱，自己受了罪，家属受了累，人最后还是要离开。

　　这又是一段无法避免的路程。

　　每个人都会面临死亡，只是死亡的不确定性消解了大家的恐惧感。但对一名绝症患者来说，自己的生命时间屈指可数。

　　恐惧、无助、绝望是毋庸多言的。

　　在生命的最后一段路程里，患者要与亲人和医生一起牵着手，互相搀扶着走完。

　　这段路是人生的浓缩，是亲情友情的试金石，也是职业精神的人文普照。

　　今天，给大家讲两个发生在最后这段路程中的故事。

　　寻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三最选择”是全国患者奔北京的一个内驱力

　　从浙江横店开开心心地游玩回来，石瑛顺口问了父亲一句：今天检查的结果怎么样啊?

　　父亲是个老丙肝，在1985年做胃部手术时输血感染，几年后才被确诊。不舒服了就去北京佑安医院或者北京地坛医院等传染病医院看看，有时还住几天院。后来听父亲说，治上几天后，转氨酶却高了，回家后吸烟喝酒，转氨酶反而低了。现在想起来，石瑛为自己和家人医学常识的缺乏而懊悔不已。

　　石瑛的问题让家里的气氛一下子冷了下来，父母神色顿时黯淡。顿了一下，父亲说，还没有检查完，等几天才能出所有的结果。

　　饭后，父亲出去遛弯儿，石瑛盯着问妈妈到底怎么回事?

　　妈妈流着泪说，你爸爸亲自去医院查的，确诊了是肝癌晚期，至多能活半年。怕你受不了，不让告诉你。

　　石瑛说，自己在那一刻完全懵住了，没有任何感觉，父母去世这件事在她的心目中还是很遥远的。自己才刚23岁，还没有男朋友呢，父母还很年轻啊，还没退休呢，怎么半年后自己最黏的父亲会永远地离开呢?

　　木木的，石瑛走出家门，走了好久，坐在路边突然哭起来，嚎啕大哭。

　　第二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是咬自己的胳膊，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会发生在自己身上。石瑛说她几乎每天醒来这么咬自己咬了小半年。

　　石瑛说最开始那几天，就窝在自己的小屋里不愿意出去，不敢也不愿意面对父亲，不知道该说什么，该怎么做?是哭还是不哭，哭了，父亲会不会更难受，不哭自己能不能忍住。

　　终于，石瑛决定要面对这件事，而且也只能是自己来挑起家庭的大梁了。

　　先去西单图书城，泡在那里翻阅有关肝癌的书，中医、西医，治疗、饮食。然后是遍访亲友，寻找最好的医院、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

　　北大医学部伦理中心主任王一方曾经说过，“三最选择”是患者和家属在发病之初共同的心理诉求，也是全国患者奔北京的一个内驱力。

　　现在说起这些，石瑛认为，其实没有什么最好的医院和医生，找到最合适的医院和医生才是最重要的。

　　像其他所有绝症患者的家属一样，石瑛拿着父亲的病历和各种检查结果，跑遍了北京的大医院。

　　这个23岁的独生女，凌晨四点顶着寒风挂上号，进了专家的诊室，也就5分钟，就被打发出来了。她很不解：为什么专家就不听我说呢?埋头看完病历后说一句：没办法了，下一位!

　　更让她困惑的是：到了肿瘤内科，内科专家说这个病最适合内科治疗;等到了肿瘤外科，外科专家又说这个病适合外科手术;再到了介入专家那里，专家信誓旦旦：介入是最好的方法。

　　石瑛回忆道：越是这样，越不相信专家说的。困惑他们到底是在治病还是在给自己拉业务呢?

　　父亲确诊3个月后，23岁的石瑛对着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头发白了几十根!也就是那个时间段，继续抱着试一试的心理，石瑛挂上了解放军302医院肝脏肿瘤诊疗与研究中心主任杨永平的普通号。

　　杨永平给石瑛讲病讲了30分钟。并且告诉她，微波、氩氦刀和介入各有利弊，关键是哪个最适合患者的病情。从目前情况看，患者适合介入治疗，氩氦刀暂时不需要。杨永平是氩氦刀的专家。

　　石瑛当即决定为父亲选择杨永平这里，因为这个专家听她说话，跟她交流，而且做氩氦刀的不推荐氩氦刀治疗，这个人靠谱。

　　等到需要氩氦刀治疗时，石瑛永远忘不了手术室门口那一幕：杨永平站在门口迎着他们，他握着石瑛父亲的手说，老兄啊，咱们一起努力，多活他几年!

　　几乎同一个时间段，冯博也挂上了杨永平的号。

　　冯博的父亲也是被确诊肝癌晚期，最多存活6个月。找杨永平之前，冯博挂了某医院一个大专家的号，那是托人找到的。专家看了老人的片子说：做个PET-CT看看是不是原发的。

　　冯博已经去了很多医院了，大部分专家看一眼片子就说是原发性的肝癌。怎么这位大腕还要让做上万元一次的PET-CT才能确诊呢?冯博认为，此人不是为了单位创收就是水平不行。

　　找到杨永平后，交流了将近半个小时，杨永平不但讲，还画了示意图。

　　冯博说，到那一刻自己才对老父亲的病有了一个完整清晰的认识。他也决定，跟着杨永平，这位专家靠谱。

　　一个人进入绝症期，最大的问题是自我放弃。家里没了欢笑、也没有了正常的拌嘴，一切都小心翼翼的

　　一个人进入绝症期，最大的问题是自我放弃。这是石瑛对父亲患病初期的深刻体会。

　　那些日子，父亲内心的煎熬自己无法体会，但能感觉出来。妈妈想给他买衣服他不让，说穿不了几天了，不要乱花钱。还有就是很少出门，不愿意见人。以至于拒绝治疗，说一眼看到底的事情，不要人财两空。

　　石瑛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跟父亲苦口婆心：你哪怕多活一天，我也有爸爸啊。你就是躺在那里，咱们的家都是完整的，治疗就是为了全家在一起。你不能放弃，要和我们一起拼!

　　一个家庭有了绝症患者，就全乱了。没有了欢笑、也没有了正常的拌嘴，吵闹。一切都小心翼翼的，心头都蒙着一层阴霾。

　　石瑛说，想让家庭和父亲恢复常态，首先要依靠医生，配合治疗，没有好的治疗效果，一切无从谈起。

　　从刚开始一月一次手术，半年后，经过综合治疗，父亲终于一年没有手术了，这一年，对石瑛来说，是何其的宝贵啊。

　　那些日子，她推掉了一切应酬，每天下班回家就是陪父母，父亲住院时，就上晚班陪护。料理自己的事情是等父亲午睡时出去高效率地处理完，要在父亲午睡醒前赶回去。

　　终于有一天，父亲说我们去天津钓鱼吧，全家那个高兴啊，兴高采烈地去了。不久，在石瑛的鼓励下，全家又去韩国痛痛快快地玩了一次。

　　石瑛看着一旁悠闲散步的父亲，对妈妈说，爸爸回归正常生活了。

　　今年一月初，父亲最后一次住院，亲戚们都来了，知道大限已近。姨姨对石瑛父亲说，孩子真懂事啊，成了家里的顶梁柱了。

　　父亲第一次当着女儿的面泪流满面，说：我耽搁了孩子，快三年了，连对象都没时间找。

　　石瑛握着爸爸的手，笑着说：爸爸，我们这是另一种幸福，这让我们更懂得珍惜，我们有机会享受爱，体会爱，可能我们的缘分很浅，但爱很深。

　　父亲临走时，一手拉着女儿，一手拉着妻子，很安详。

　　与石瑛相比，冯博在父亲生病期间做的一件很揪心也很麻烦的事情是隐瞒。父亲生病两年多，直到最后一次住院，才知道真实情况。

　　冯博告诉父亲，你这个瘤子介于癌和非癌之间，所以要按照癌来治，只要治疗及时，就会转成良性。

　　两年零八个月，总共9次住院，前八次，每次检查的结果，冯博都要带回公司，扫描、粘贴、复印，制作出一整套各项指标好转的假单据，拿给父亲看。

　　老军工出身的父亲，严谨、条理、认真，戴着老花镜，仔细看着这些单据，记在本子上，然后跟儿子一起分析这些指标的变化，发出欣慰的笑声。

　　隐瞒病情，更需要医护的配合。这一点，杨永平的团队做得很到位。仿佛一起精心又小心地演一场戏。

　　在病房楼道里碰到，杨永平或者其他医护人员都会说，老爷子气色比上次来好多了。冯博说，这句话能让老父亲高兴一天。

　　直到最后一次，杨永平看完冯博拿来的“真”检查结果，眼圈一下子红了，他拍着冯博的肩膀说，兄弟啊，实在对不起了，情况不好。

　　冯博说，父亲临终前，一大家十几口围在身边，儿子、孙子唱着老人当年给小孙子自编的“摇篮曲”安然离世。

　　100名晚期肝癌患者中，会有93人在一年内去世。眼看着他们离世，自己又束手无策，这种挫败感、无助感在医生中是常态

　　2012年1月7日，父亲去世。料理完父亲的后事，石瑛再次来到解放军302医院，来到打了三年交道的肿瘤病区。石瑛带了一大包零食，她知道护士们值班到了后半夜很容易肚子饿，让大伙儿晚上垫补垫补吧。

　　护士长说，小石你这样让我们多不好意思啊，也没治好老人的病。石瑛说，感谢你们让我父亲延长了将近三年的生命，谢谢你们。

　　提起绝症患者，人们更多关注的是患者家属的感受。石瑛以一个女孩子的细腻说，其实医护人员受到的心理冲击和打击同样不可忽视。杨永平提供的数据显示：100名晚期肝癌患者中，会有93人在一年内去世。

　　这些患者把医生当成了救命菩萨，绝大多数都与医生建立了很好的友情。我们来想一想：一个人，每隔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眼看着自己一个好朋友离世，自己又束手无策，这种挫败感，不是医生很难体会到。没有强大的内心力量，是很难持久支撑下来的。

　　提起这一点，杨永平说，挫败感、无助感是常态，我们一方面互相宽慰，分享一些心得体会，不能憋在心里。另一方面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不能延长一年，咱就延长半年、三个月。不时还能遇到一些惊喜，比如常常接到确诊肝癌晚期已经三四年的患者打来的电话，听着他们的声音，胜过世间最美妙的音乐。

　　6月初，杨永平接到一封信，是一位82岁、经他治疗确诊已经四年的肝癌患者给他亲笔写来的信，他忍不住在科室会上给大家念了一遍，回到办公室，又拿出来一个人读了一遍。

　　冯博告诉记者，杨永平的儿子已经考上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子承父业已成定局。

　　石瑛接受健康时报记者采访时带着她的男朋友，她说男朋友很有爱心，捐献过一次骨髓还收养流浪的小猫小狗，特别是——他是一家三甲医院的化验师，医务工作者。

　　文中患者家属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