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提要:
■急!我国慢病患者达2.6亿，死亡人口80%死于慢病，慢病防治已占到我国医疗费的80%，预计到2015年，直接医疗费用将超5000亿美元。
■难!北大人民医院何权瀛，长年坚持慢病防控，18年创立的“三位一体哮喘管理教育模式”，因为“不赚钱”，很难继续做下去。
■怪!从没接受过免费体检，村卫生室的健康档案里，却赫然列出了各项体检结果。更有甚者，人已经去世了，健康档案还在更新。
■怒!明知服务经费没有按时足额到位，还要求下面的人按时按量完成任务，本该承担监管责任，却对显而易见的造假现象视而不见。
■钱!做慢性病防治不赚钱，医院没有做的动力;国家给的钱，又被各级财政层层盘剥，慢性病防控的难处，似乎都纠结在了钱上。
慢性病患者管理好了，看病、住院的病人就少了，医院收入随着减少。但是国家并没有相应的补偿机制。
何权瀛最近感到很困惑。
种种迹象表明，他辛辛苦苦18年创立的“三位一体哮喘管理教育模式”，可能做不下去了。
哮喘是一种慢性变应性气道炎症，没有办法根治，但是可以控制。目前，积极有效地控制方法是长期规律地吸入糖皮质激素。但很多患者存在误区，认为激素副作用大，而且症状一缓解就停止治疗，结果导致病情反复发作，痛苦难耐。
知名呼吸病专家，北大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何权瀛教授认为，医生对患者的教育不到位，是导致哮喘控制不力的主要原因。
为改变这一现状，从1993年开始，何权瀛就拉上科室的其他几名医生，一起开设了哮喘专病门诊，不仅负责哮喘的诊断，还和患者一起，共同制订防治方案和随访调整治疗方案。这便是后来的哮喘宣教中心;再往后，2001年，何权瀛又成立了哮喘患者协会，每三个月利用1个双休日组织1次活动，免费给患者做健康教育。每年年底，还开展哮喘知识竞赛、哮喘病人文艺表演等。
这一由哮喘专病门诊、哮喘宣教中心和哮喘患者协会组成的慢病防控格局，便是荣获2009年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三等奖的“三位一体哮喘管理教育模式”。这一模式，效果可圈可点。
有人曾刁难何权瀛，称他的工作“不就是给病人讲讲课，搞搞科普宣传吗，你有什么技术含量?”他也不着急，反而心平气和地回答“我把哮喘病人管好了，每个病人一年能节约医疗费用近2000元，如果在北京推广我们的经验，每年差不多可以节约2.5亿元。你不认为这是含金量吗”。
“18年来，因为有同事的支持、有患者的支持，有医院领导的支持，我从来没觉得这项工作有什么困难”，何权瀛说，但现在却感觉这件事越来越难做了。
何权瀛感叹：“有时候我也在想，挺难的，何苦呢!我都60多岁了，完全可以不干了，可又一想，让这项事业就这么中断，挺可惜的，且无法向哮喘病人交代”。
国家拨付的钱，县里挪一点，镇里用一点，到村里，所剩无几。
据世卫组织《全球哮喘负担报告》公布，中国的哮喘患者已近2000万，而其中获得正规治疗的仅占1%，给家庭和国家造成了严重的经济负担。
不仅仅是哮喘。第四次国家卫生服务总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居民慢病患病率已高达20%，明确诊断的慢病人数达2.6亿，过去十年，平均每年新增病例1000万。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在2011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说，我国死亡人口中80%死于慢病，慢病防治已占到我国医疗费用的80%，预计到2015年，中国慢病直接医疗费用将超过5000亿美元。
“慢性病已经给社会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危险，慢性病防控刻不容缓，”卫生部部长陈竺在第64届世界卫生大会上做出上述表述。
为积极推进慢性病防治工作，卫生部从1997年开始，便下达了《社区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综合防治方案》。2007年，卫生部疾病预防控制局在《关于加强全国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信息管理的通知》中更是明确提出：“慢性病防控应以健康档案为抓手”，此后又推出了一系列慢性病防控的指导方案和管理办法。
贯穿这些文件的一个核心理念是——疾病防控要“关口前移、重心下沉”，在这一理念指导下，社区、乡镇等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成了慢性病防控的主战场。
然而，基层的问题，同样让人堪忧。为确保慢性病防控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的落实，2011年，国家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费从人均15元提高到25元。按规定，凡是辖区内常住超过6个月的居民，都可以免费享受到体检、健康教育、一年四次医生随访等多项公共卫生服务。因为有了国家买单，基层卫生医疗机构本来也不必再想着法子从患者身上赚这笔钱了，可现实是，一些地方弄虚作假，不仅不服务百姓，反而将这些公款挪为他用。
2011年1月26日，央视焦点访谈播出《谁让健康档案离了谱》，就披露了安徽省怀远县的这一造假现象。
节目中，记者调查了该县辖区内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的健康档案后发现，档案记录的当事人有的压根没有接受过体检，有的甚至已经不在人世，而档案上，各项相关信息却赫然在目。
乡村医生之所以造假，一方面是上面有硬指标，规定了死任务，完不成就要罚款，另一方面，乡村医生揭秘说，“填一份表，医生就能得到3块钱，一旦超额完成任务，每人还能奖励500块钱”。
而作为乡村卫生室的上级机构，乡镇卫生院、县卫生局却层层盘剥国家下拨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在明知经费没有按时足额到位的情况下，还要求下面按时按量完成任务。本该承担监管责任的他们，却对这一显而易见的造假现象视而不见。
“虚假的健康档案，不仅给后续的防病治病带来隐患，而且还会给国家宏观政策造成误导”，节目最后这样评论道。
“其实，这并非个案。”一位经常下基层的卫生记者不无担忧地说：国家公布，截至2010年底，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健康档案累计建档率分别达到48.7%和38.1%，超额完成了2010年医改任务目标，为5714.2万65岁及以上老年人进行了健康检查。“但你去问问，你身边的人，你的家人，你在各地的朋友，有多少人真的接受过这些服务。”
卫生部妇幼保健与社区卫生司司长秦怀金在不久前召开的卫生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也坦言：当前确实存在资金拨付不到位，一些地方也存在拿这笔钱买设备的、搞基建等，这些问题也是影响我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任务能不能落实的重要因素。
赢了口碑，还愁赚不来钱?——这才是远见。
“我知道，做慢性病防控很难”。
面对一屋子从全国各地抵渝参加第二届慢性病预防控制管理论坛的基层医疗人员，卫生部疾控局副局长孔灵芝这样开始了她的发言。
在此次论坛上，来自基层卫生医疗机构的代表，讲出了各自遇到的难题：“做慢病不赚钱，根本没有做的动力”;“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到了基层，所有的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几乎都是一个人在做，根本忙不过来。”表面上是缺人，实则是缺钱。慢性病防控的难处，似乎都纠结在“钱”上。
“慢性病防控本身不赚钱”，孔灵芝说，而医院如果把慢性病防控做好了，患者口碑好，真正的病人自然就愿意慕名而来，减少的那部分收入不就补回来了吗?
针对资金被挪用的问题，秦怀金则称：“要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的一点是完善管理制度。很快，卫生部和财政部将委托第三方开展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考核，中央对省一级考核，要对考核结果进行公示，发现问题要跟今年的经费拨付挂钩，同时还要进行问责。”
不过，何权瀛希望，对医生的考核能将慢性病防控效果也纳入。“重症病人抢救、疑难病人诊断，这些固然重要，可是，如果通过健康教育，让病人不发展到重症，有什么不好?难道让每一个病人都进展到插管上机的那天吗?”何权瀛反问。
“我们应当永远铭记，药物是为人类而生产，不是为追求利润而制造的。只要我们坚守这一信念，利润必将随之而来。”这是一家药企的价值观。很难理解，一家药企尚有如此认识，新医改之后，回归公益性的医院，却为何还在钱眼儿里打转?
“需要一个转变的过程”，孔灵芝认为，无论是观念上，还是政策落实上，都需要时间。
毕竟，医改不是一句话，是利益的调整，是体制的转换，需要建立与新的理念相契合的机制。
而当一切还尚未建立起来时，孔灵芝只能鼓励基层医生：慢性病管理，“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情”。她还拜托记者转告何权瀛：“你一定要坚持，因为这是真正让老百姓受益的事情”。
“我很感动。”何权瀛说，至少我做的事，有人看到了，有人认可了。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