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我回家休假,一天随手翻开报纸,看见头版醒目的标题:《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
我心中一震,然而没几天就得回苏联了。走的前一天,妈妈坐在我的床上,看着我收拾衣物。她不时说把这个放在这儿,那个放在那儿,如同我小时候离家出门时一样。
妈妈长长地叹息说:“你要听党的话,党现在认为妈妈反党,你也应该这样认识。我的问题就是这样了。你自己好好学习,好好生活吧!”妈妈说完又长叹一声。
天刚蒙蒙亮,妈妈就一直无言地坐在客厅里沙发上。我希望自己在这离别的时刻表现得坚强一些,极力克制着心里的悲伤与她道别。
妈妈想起身,双手撑着沙发的扶手,却没能站起来。她瘫软在沙发里哭泣。我把她扶了起来。妈妈刚一站定,就紧紧地拥抱着我,泣不成声地喊着:“儿子!我的儿了!”她全身都在颤抖。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泪,又夺眶而出。
妈妈终于松开了双臂。我狠下心来走了出去。在临出大门前,我回过头来最后地望妈妈一眼,见她无力地倾靠在北屋客厅的门框上,悲哀地目送着我的离去。
曾有过好多回,我在这园子里呆得太久了,母亲就来找我。她不想让我发觉,只要见我还好好地在这园子里,她就悄悄转身回去,我看见过几次她的背影。我也看见过几回她四处张望的情景,她视力不好,端着眼镜像在寻找海上的一条船,她没看见我时我已经看见她了。我只是无法知道有多少回她没有找到我。有一回我坐在矮树丛中,树丛很密,我看见她没有找到我;她一个人在园子里走,走过我的身旁,步履茫然又急迫。我不知道她已经找了多久还要找多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决意不喊她。
如今,摇着轮椅在园中慢慢走,又是雾罩的清晨,又是骄阳高悬的白昼,我只想着一件事:母亲已经不在了。呆呆地直坐到古祭坛上落满黑暗然后再渐渐浮起月光,心里才有点明白,母亲不能再来这园中找我了。
有一年,我在园中读书,听见两个散步的老人说:“没想到这园子有这么大。”我放下书,想,这么大一座园子,要在其中找到她的儿子,母亲走过了多少焦灼的路。多年来我头一次意识到,这园中有过我的车辙的地方,也都有过母亲的脚印。
我的母亲韦君宜曾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刚离休就突发了脑溢血。大夫当时就要我们料理后事。还说一般情况下必死无疑,就算能活,也会永远失去思考、说话和行走功能。
但妈妈不仅能活过来,还居然恢复到能说话、扶着助行器走路,甚至后来还出版了近三十万字的作品。这么多年来,多少比她年轻、病程短,身体素质好的病友都先她而去。
2002年,与疾病搏斗了十六年的母亲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在她最后的日子里,我天天守候在她的身旁,为她播放各种音乐。当《毕业歌》响起来时,她睁大眼睛,激动地一个劲儿地看着我,好像忘了嘴里还插着管子,下巴动起来像是要对我说话;听《打回老家去》,她非常振奋,好像血管里正鼓荡着与那音乐同样的旋律;《二月里来》响起,她几乎像是要从床上一跃而起,脸上显露出病榻多年几乎从未有过的欣喜的表情;《延安颂》那悠长的乐声中,她先是脸部动了一下,眼皮眨了一下,接着就仿佛陷入沉思。
此时我们母女就这样面对面地对视着,眼里都噙着泪水。
母子亲密 一次聚会时,天很冷,我很自然地对站在身旁的儿子说:“冷不冷?妈妈摸摸手!”我那个头将近一米八的儿子,也很自然地把手伸过来,让我摸摸看凉不凉。
没想那天之后的一次聚会中,有人告诉我,当时她看见这画面,感动得差点红了眼眶。
我相信,孩子若在长期缺乏柔软润泽的环境中长大,也会形成缺乏温柔、过度防卫、不够自信的人格特质。
我会问孩子:“你觉得妈妈怎么做才是爱你的呢?”或问:“你们同学的妈妈都怎么爱他啊?”。
我喜欢抱着他、看着他的眼睛、拉着他的小手、搂着他的肩、摸摸他的头,听他说话。
我们在儿子10岁时就送他去英国念寄宿学校,我们选择了一种让自己寂寞,却放手让孩子成长的方式来爱他。
孩子就是一切 孩子出生的前后,我几乎放弃了所有的个人爱好。当那个小生命萌芽在我的身体中,我日常的饮食起居就都在以他为中心了。
我小时候曾经吃伤过肥肉,以后就不吃一点猪肉炒的菜。但为了坚持母乳喂养孩子,听说猪骨头汤对下奶有益,我就大碗大碗地喝猪骨头汤,像喝中药一样。现在再让我喝一口,我也喝不进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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