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难的时候，我们天天都要应付投诉吵架。当时社区里有一位确诊病人因床位紧张不能及时入院，家属每天到社区吵架，一吵半天，还向我们吐口水，最后把病人抬到社区，睡到社区办公室。吓哭了好多工作人员。”据湖北省疫情防控指挥部通告，4月8日零时起，武汉将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武汉熬过了最难的六十多天，回忆起一线抗疫的点点滴滴，武汉某街道办事处基层工作人员刘启(化名)记忆犹新。
图文无关，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记者牛宏超/摄
春节前“打游击”，取缔活禽售卖流动商贩
街道办事处的工作涉及居民的切身生活：打游击取缔活禽售卖流动商贩是他们，给确诊病人联系医院的也是他们，给住户分发生活物资的还是他们。
“春节前几天，我到区里参加市场管控组、交通保障组工作会和调度会，然后到辖区农贸市场、辖区小巷巡查，检查卫生状况、是否有活禽野生动物售卖情况。”刘启告诉记者，武汉市内禁止售卖活禽法规很清楚，但是流动商贩有侥幸心理，还是会开着面包车贩卖。工作人员没办法只能和商贩们打起游击战。
“印象很深刻的是一对夫妻，其实他们很清楚不让卖，被发现了就信誓旦旦地跟我们讲，以后再也不卖了，让我们通融，可事实上，他们一直开着面包车售卖，从没间断。我们最后说要强制执行，他们态度立马改变，不仅先动手推打工作人员，还叫嚷着政府部门打人。”刘启告诉记者，在前期的一次执法中，这位妻子还曾咬伤过执法队长。
“基层工作就是这样，市民素质有高低，想要维护好正常的秩序，有时候也必须要有强有力的执法手段。”打着游击战，刘启这样感慨道。
初四奔向一线，多半时间都是应付投诉吵架
春节后，武汉疫情形势严峻。各大街道开始建立隔离点。“初四晚上我就参与建立街道第一个隔离点了，后来最多的时候建立了15个隔离点和滞汉收留点，我们街道的工作人员基本上全部上一线做保障工作。”
比起身体上的劳累，一线抗疫更让刘启觉得难过的是心理上的压力。受委屈成了街道工作人员的常事。
另外，“我们总说，有事有困难就找社区。那时候所有的事务基本上压到最基层，就医看病、出行、生活保障等各种事务都必须先报社区。”然而在疫情严峻期间，物资、医疗资源等各种资源奇缺，有病无法看、看病不知去哪个医院、危重病人不能及时送医，没有生活物资等问题频出，老百姓不满意，矛盾最后也都压到了最基层。
“记得最难的一段时期，社区工作多半时间都是应付投诉吵架。”刘启介绍，曾经有一个最极端，一位确诊病人因当时床位紧张，不能及时入院，家属每天到社区吵架，一吵半天，还向工作人员吐口水，最后把病人抬到社区，睡到社区办公室，把好多工作人员都吓哭了。“社区女工作人员居多，很多都没编制，待遇也不高，遇到这种事儿觉得委屈转头还是要继续工作。”
除了就医，分发生活物资也是吵架的一大原因。“因为各区、各街人员基数、困难群众数量不一样，物资数量也不一样。在物资分配上，基本是孤苦老人、困难家庭发放为主，但有些人不理解，有时候因为一颗白菜都会在社区骂工作人员半天。”刘启苦笑道。“要知道一个社区多的三四千户，几万人，物资都是由工作人员送上门，工作量本就大，身体已很累，还要承受谩骂，工作开展特别难。”
严峻时期回不了家，接触病人多了也不敢回了
与一线医护人员相比，街办事处和社区工作人员也做了很多工作与牺牲。无论是前期工作中因为防护物质缺少冒着风险接触确诊病人，还是在隔离点对收留病人进行近距离统计，再有后期解决的病人需求，上门修水电。都冒着极大的风险奋战在一线。
疫情开始到现在，刘启如今还没有回过家，“严峻时期，我们很多工作人员都是吃住在办公室，回不了家；后面接触病人多了，可回时也不敢回了。”
4月1日，武汉市公布全市第十次评定的无疫情小区、社区、村(大队)名单，命名第六批无疫情街道(乡镇)。截至4月1日16时，全市无疫情小区累计7033个，占比99.0%；无疫情社区累计1359个，占比96.7%；无疫情村(大队)累计1941个，占比99.9%。“我从1月29日负责第一个隔离点到现在还没回家。现在武汉有的小区可以凭健康码出入，但我们小区现在比较严格，还没让在外工作人员回。”
一线工作劳累且辛酸，但是如今形势转好，刘启觉得一切还是值得的。“生活能恢复正常，我们再苦再累也值得，当然最主要是谢谢家里人的理解和支持，不然真不知道怎么坚持下来。”
（运营：荆雪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