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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师郎景和院士

2018-08-02 20:30:40来源:微信公号“协和谭先杰”|分享|扫描到手机
阅读提要:“外科手术,一半是技术,一半是艺术。只有技术,没有艺术,手术难以尽善尽美;只有艺术,没有技术,手术又不能完成。而统帅技术和艺术的是哲学,没有哲学,手术便失去方向,没了灵气。”

(北京协和医院妇科主任医师 谭先杰)1993年,我第一次近距离接触郎大夫。那年年初,在北京协和医院实习的我,用小楷写了一份求职书,冒昧地进入了他的办公室。由于前一年吴葆桢教授病逝,时任协和医院副院长的郎大夫兼任了妇产科主任。郎大夫认真看完了我的自荐书后说:“写得不错,字也很好,不过我们的名额都满了!”看我急得眼圈都红了,郎大夫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说科里好像还有一个专科生的名额,计划招收技术员,或许可以想想办法。

郎大夫让我把求职书誊写两份,给两位副主任送过去,他们碰头商谈争取一下。三天后,教育处老师告诉我,妇产科录取我了。于是,我成为那年妇产科四名正式编制录取的本科生之外的一名“编外医生”。

1996年,工作三年之后,我考取了郎大夫的博士研究生。在郎大夫一百多个学生中,如果以毕业先后来排,我“辈分”蛮高的,排行老七!前面六人中,除了一个比我年龄稍小的宋师姐在产科外,其它都离开了协和。我前面两个师兄,大师兄姓陈,二师兄姓张。

郎大夫说陈师兄“瘦长如虾,英文不错。应该在美国。论文是卵巢癌的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全期妊娠对卵巢有保护作用”。我没有见过陈师兄,师弟师妹们也没有见过。于是,他们以为张师兄是老大,我一不小心就成了“二...师兄”!

毫不谦虚地说,我的颜值评分和某些秉性真可以媲美《西游记》中的二师兄,只是没有大腹便便,而且也并不太懒。我遵从老师教诲,以“温暖文字记录一地鸡毛”,用文字而不是用锥子脸,把自己“拱”成了前面师妹所说的网红。

2000年夏天,我博士研究生毕业。那年4月初,我将撰写完毕的博士研究生毕业论文初稿交给了郎大夫。郎大夫对论文逐字逐句进行了修改,甚至包括标点符号!在修回的文稿扉页,他给论文做了一个总评。我打开论文一看,几乎每一页都有修改,有的页面“红”得惨不忍睹。他还为每一部分内容写了小结,画龙点睛!若干年之后,当我修改我自己的学生的毕业论文时,也是一样满篇飘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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郎大夫对我的博士论文的修回稿

博士毕业论文答辩之前,我很发怵上台演讲,只能照着幻灯片逐字逐句地念,稍微脱稿发挥就会断片。第一次预答辩时,我信心不足,辞不达意,郎大夫甚至难堪得低下了头。随后,他和作为预答辩评委的潘凌亚教授,先后和我一起一张幻灯片一张幻灯片的修改,一张一张幻灯片过。

一周之后,进行了第二次预答辩。郎大夫鼓励我:“演讲的时候要有信心。你要相信,在你所研究的这一块,没有人比你花的时间更多,没有人比你更专业,没有人比你更懂”。

果然,第二次预答辩的效果好了很多。郎大夫比较满意,正式答辩时邀请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的主任叶鑫生教授来旁听。博士答辩很成功,从那以后,我对上台讲演再也没有任何障碍了,即使三年后在国际妇产科联盟世界大会上面对2000多人的国际同行,我也并不害怕。现在,每次演讲我都会根据听众特点进行针对性准备,多半都能达到“手机时代”少见的现场效果---听众不低头刷微博微信。

后来据帮忙给评委冲茶送水的同事说,评委们倒是没怎么喝水,我在一个多小时的答辩中喝光了足足两暖瓶的热水,连评委们都担心我会憋不住。但是我居然Hold住了---水都从皮肤上挥发出去了,估计和丘处机与江南七侠斗酒那段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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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郎大夫的合影,2000年

那个时候的博士研究生是限量生产,一上午就答辩一个学生,答辩有时间限制,标准是不能短于多少时间。后来的博士研究生是批量生产,几个导师合在一起,一上午能答辩七、八个学生。也有时间限制,只是标准变成每人不能超过多长时间。

对于临床型博士,论文答辩之前还要考手术操作。那年我考的是子宫切除,郎大夫亲自护航。我属于上手术容易出汗的“大汗一族”,那天也一样,手术还在切开腹壁组织的阶段,尚未进入关键步骤,我就需要台下的巡回护士帮着擦汗了。

当时规定答辩评委需要七位,本院的只能有两个,其他5位必须来自院外,后来比例逐渐倒了过来。院内评委是妇产科前主任连利娟教授和现妇产科学系主任沈铿教授),院外评委有中华医学会副会长曹泽毅教授,北京妇产医院院长张颖杰教授(已故),301医院妇产科主任李亚里教授,海军总医院妇产科主任朱燕宁教授,友谊医院妇产科主任靳家玉教授。“来的都是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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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生命科学部主任叶鑫生教授,连利娟教授,张颖杰教授,曹泽毅教授、靳家玉教授,李亚里教授,朱燕宁教授,沈铿教授,谭先杰同学,郎景和教授

为了缓解气氛,郎大夫开玩笑说:“第一,出汗是对的,说明考生对各位考官很尊重。如果没有出汗,就是不把考官们放在眼里。第二,虽然考生汗出得多,但手一点儿都没有抖,作为外科医生是合格的!“。

听着这些“闲话”,我果然放松了许多。

然而好景不长。开腹完毕,进行子宫切除的第一步,也就是结扎切断子宫圆韧带的时候,我一打结线就断了。显然还是由于紧张,手上的力道没有准头的缘故。正在懊恼,郎大夫打另外一个结的时候,线也断了。他果断地对护士说,换线!我知道,其实评委们也知道,他是故意打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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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委李亚里教授,护士张颖,靳家玉教授,郎大夫,助手朱兰教授(当时为副教授),谭先杰同学,助手金滢教授(当时为住院医)、曹泽毅教授,张颖杰教授

说到手术,郎大夫的台风之好,绝对是学界楷模,是典型的“有本事无脾气”的外科医生类型。他几乎从来不在手术台上批评人,更不用说骂人。他有时会自己先做示范,然后让你操作。他特别善于用器械巧妙指引----当你觉得你下刀或下剪子特别顺手的时候,一定是行走在正确的手术路线上。反之,如果你准备下刀或者下剪子的时候,发现他的器械挡住了你的路,肯定就是不对。屡试不爽,几乎没有例外!
 


蹭热点的故事讲完了,分享《一个医生的悟语》片段吧,暗显部分是我在书上的解读,可以略过。

“再年轻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长者,他肯向你倾吐一切;再无能的医生,在病人眼里也是圣贤,他认为您可以解决一切。医生之难也就在这里。”

这句话道出了患者对医生“与生俱来”的信任,尤其是对工作在中国一流的医院的医生。在现今的医疗环境下,病人首先仍然是冲着庙--医生背后的医院来的。背靠北京协和医院这块金字招牌,即使水平再一般的医生,在“全国人民上协和”的患者眼中,也是专家。他们愿意将自己的隐私和不堪,毫无保留的告诉医生。他们甚至认为,到了协和,身上的疾病总有根除办法。我们需要感谢和不辜负患者的信任。同时,也需要向患者及家属解释医学的局限性和不确定性,医生也有无能为力的时候,而且不少。需要提醒患者理智的面对,而不是狂热的信任,后者同样是危险的。希望越高,失望越大!

“一个完美的手术,技巧只占25%,而决策要占75%。”

我在很多场合引用和引申了郎大夫的这段论述,说一个完美的手术,需要“正确的术前决策,完善的术前准备,完美的手术操作,细致的术后护理”,只有手术指征掌握得当,手术才能安全顺利。目前有的地方为了追求所谓的“微创”,无论病人的病情如何,也无论医院的条件如何,都采用腹腔镜手术。这样做的风险很大,因为即使腹腔镜手术技术再娴熟,如果病例选择不当,风险会很大。恰如一条无论如何也无法通过的绝路,你驾驶技术再高,也难以避免车毁人伤。所以,选择合适的行车路线与高超的驾驶技术一样关键,手术亦是如此。

“外科手术,一半是技术,一半是艺术。只有技术,没有艺术,手术难以尽善尽美;只有艺术,没有技术,手术又不能完成。而统帅技术和艺术的是哲学,没有哲学,手术便失去方向,没了灵气。”

这段论述完美解释了郎大夫强大手术气场的原因。跟随郎大夫多年,经常遇到他以“救火队员”出现的场面,我自己也多次求救.......

当肠粘连分解不开肠子破口了、输尿管找不到了、子宫和卵巢被恶性肿瘤粘连包裹找不到了,主刀大夫无处下手,“山穷水尽”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紧急呼叫郎大夫。郎大夫上台后,总是能在很短时间内理出头绪,通过发出一番“剪”、“切”、“缝”的指令后,突然“柳暗花明”。

是之前的主刀大夫技术水平不够吗?多半不是!切开、分离、缝合等操作都相当熟练。解剖不熟练吗?多半也不是!这个时候,需要修炼的就是对某些操作得失的权衡,需要的是技术和艺术的统领。哪些器官必要时可以损伤?那些器官不能损伤?两害相权取其轻。郎大夫能从大局出发,哲学观点来指导操作,所以,很快能杀开一条血路。

一个姓李的师妹在《一个医生的悟语》中这样写到:“几乎从未听到过郎大夫对学生、同事、年轻大夫说你们应该如何、应该怎样。他用自己对待师长、同事、同行、后辈、学生的日常言行和真实态度,让学生晚辈们明白为人做事应有之德、应守之规、应行之举"。

是的,协和妇产科每年都要举行纪念已故老主任林巧稚大夫诞辰暨青年医师论文报告会,每年7月份要举行林巧稚全国妇产科论坛,让林大夫的精神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从1993年开始,每年三月初,郎大夫会带领科里同事到西山脚下,看望长眠在那里的三位前辈:吴葆桢教授、宋鸿钊院士和王元萼教授,风雨无阻,二十余载。前辈们的很多感人故事,都是他带领我们祭奠时讲的,口口相传,一代又一代......

桃李无言,下自成蹊。郎大夫言传身教,润物无声,教导我们如何行医,更教导我们如何为人.......师表楷模,当之无愧!

(责任编辑:杨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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